西元208年春，諸葛亮在自己蟄伏多年的茅廬當中拋出了歷史上著名的「隆中對」理論，謀劃了三分天下的格局。然而，與擁百萬之眾的曹操和據有江東三世的孫權相比，眼前這位已經年近半百卻依然四處漂泊的聽眾劉備，似乎並沒有與曹孫兩家抗衡的實力。
不過，諸葛亮眼中的劉備卻有著天時、地利之外的第三大優勢：「將軍既帝室之胄……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？誠如是，則霸業可成，漢室可興矣」。
這一優勢概括起來就是4個字：民心思漢。
早在戰國時期，著名思想家孟子即總結凝練出「得民心者得天下」的政治理論。而「民心思漢」在王莽篡漢時，也的確得到了生動實踐。
王莽于西漢末年代漢建新後，進行了大規模的社會改革，然而，王莽的托古改制卻並未讓天下百姓得到任何實惠，反而引發了天下大亂。正是在這一背景下，天下鹹思漢德，新朝境內先後爆發綠林、赤眉起義。
綠林軍認為「王莽篡弑，殘虐天下，百姓思漢，故豪傑並起」，擁戴漢朝宗室劉玄為帝；赤眉軍則擁立另一位漢朝宗室劉盆子為帝。當時的天下豪傑，「無不以劉氏號」。
無論是綠林、赤眉的「輔漢」還是光武帝劉秀最終的「複漢」，都表明了漢朝在百姓心中依然是不可取代的。但是，劉備所處的時代，卻跟王莽篡漢時期截然不同。
就在劉備三顧茅廬的24年前，東漢王朝經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農民反抗運動—黃巾大起義，雖然沒有直接推翻漢朝的統治，卻也將漢朝推向了軍閥割據自立的「名存實亡」境地。
而劉備正是憑藉鎮壓黃巾起義的戰功才步入了政壇，就連諸葛亮隱居的荊州之地，也有數萬黃巾信眾。對此，諸葛亮不可能不知曉。
在這一背景下，諸葛亮提出的「民心思漢」究竟是對劉備的信心安慰，還是亂世之中的真實民情呢？
首先就劉備自身而言，他對「民心思漢」是篤信不疑的，在他後來稱帝的詔書中就明確講到「思漢之士，延頸鶴望」。就連西晉時期的匈奴貴族劉淵都說：「漢有天下世長，恩德結于人心，是以昭烈（劉備）崎嶇于一州之地，而能抗衡于天下」。
劉備能從客居荊州的「流浪者」，先後佔據荊、益二州，並獲得這些地方士族百姓的支持而稱帝重建季漢（蜀漢），的確說明了劉漢在百姓心中依然有一定基礎。
那麼漢朝究竟有什麼值得百姓懷念的地方，以至于能接二連三的復興，並且「漢」還成為了後世使用次數最多的國號呢？有一個相對冷門的原因：貨幣。
在新漢交替之際，蜀中百姓曾借「黃牛白腹，五銖當複」這則童謠來指責公孫述和王莽統治的不得民心。用「五銖」來指代漢朝，足見貨幣對民心的影響力之大。
漢武帝于元鼎四年 （前113年） ，西漢王朝將鑄幣權收歸中央，以五銖錢正式取代秦半兩錢。五銖錢一經推出，即以鑄工精細、幣值穩定特性迅速通行全國，兩漢400餘年，五銖錢成為了百姓最為信任的穩定財富。
史載：漢代的五銖錢具有很穩定的購買力，在和平年代穀價長期維持在50錢一石。
而反觀篡漢者，其最終失敗皆起因于錯誤的幣值改革。如王莽推行的「一刀平五千」刀幣，重量為五銖錢的10倍，但價值卻是一枚五銖錢的5000倍，是除黃金外價值最大的貨幣，最終導致「百姓憒亂，其貨不行」，錢逼民反。
再如另一位試圖篡漢的董卓，它發行的「無文小錢」重量只有0.4克（是五銖錢的九分之一），價值卻與五銖錢等同，這種貨幣質量低劣到了無內外廓和文字的程度，結果導致「是歲穀一斛五十余萬錢，人相食」的慘況。
董卓對北方經濟的長遠破壞，影響時間長達30年之久，直到魏文帝黃初二年（221年），曹魏境內百姓已經退回到了「以穀帛為市」的以物易物的原始階段。
所以，諸葛亮提出隆中對時，正是天下大亂，百姓財富遭遇掠奪縮水的特殊時期，民心自然追思漢朝時期的財富穩定。
